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开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缔造新中国和领导建设新中国，就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其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因此，坚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新中国的灵魂，也是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后，还是改革开放前后，我们都始终在紧紧抓住党的工作中心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我们坚决不搞“两个马克思”（包含“两个邓小平”）的割裂，不搞所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而是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围绕现代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
一、毛泽东确立了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
1．必须从国家根本制度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核心是“两破两立”：即不断打破那种以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可以成为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不断打破资本主义文明就是当代最高人类文明的幻觉，立只有社会主义文明才是当代人类文明的真正出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而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关于这点，必须作为国家根本制度加以确立。
在1954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它不仅为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而且成为60年来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的根本精神，堪称立国之本。
2．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正确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定位。
在我国基本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以后，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就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着眼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定位。他指出，我国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在这一定位上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非常正确，完全必要。
3．必须把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历来认为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践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最根本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从党内、革命队伍内推向全社会，这是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根本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解决世界观方法论问题，因此，“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同时，“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通过世界观、方法论的学习和改造，就能有效增进共识，保障社会主义事业。
4．必须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思想斗争，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在毛泽东看来，贯彻繁荣学术和文化的“双百方针”与开展对于错误思想倾向的批判并不矛盾。一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目的是促进真善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旺，不是毫无目的的鸣放，更不是自由“排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然，批判和解决思想问题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要充分说理、细致深入、不说过头话、防止随意上纲上线，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虽然意识形态的具体定位和实践方式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特征变化而变化，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以及面对新世纪新挑战呈现不同特点。但是毛泽东抓学习（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占领思想阵地）、抓批判（及时纠正错误倾向、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抓制度化（从国家政权建设高度抓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互为支撑）则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和始终坚持的宝贵经验。
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革式建构
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对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某些失误的纠偏，而且是针对新的历史条件创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大成果，因此，它们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变革，其实是改革式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
1．努力塑造富于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形象”。
在邓小平看来，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在他当时看来，围绕着“形象”问题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变革主要有三大课题：第一，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足以打动人心、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理念，确立新时期中国意识形态的基调。第二，解决传统和当代的平稳对接，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以及形象上的统一性。这里的关键在于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第三，围绕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进行价值重组，努力体现当代中国的创业新形象。
新时期中国意识形态建构有三大基本价值取向：一是世界眼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时代潮流（现代化建设），三是中国特色（前两者在当代中国的结合）。其中，“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取向成为我国意识形态核心理念及其更新的依据，是当代中国最具标志性的形象。这一理念表明，一切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价，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为尺度，没有什么抽象的理想尺度，因而不能离开这一尺度搞抽象的争论。所以，必须改革开放，充分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有效地提升中国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形成价值日益多元化下的共同理想，有效地整合日益复杂的社会多元利益，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中国特色”为核心理念全方位地展示当代中国新形象，主要是三大形象：第一，立足中国发展、紧跟世界潮流的改革开放形象。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对外和平发展、对内安定团结的合作稳定形象。邓小平对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个政治嘱托是：“希望你们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他在谈到中国在世界总体政治格局中的角色时同样强调：“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敢于负责形象。在“八九风波”以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华浪潮，邓小平坚定地表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对于那些企图利用“人权”问题做文章，借口我批自由化而干涉我国内政的挑衅，必须坚定信念，坚决反击，不要顾忌自己的形象受损。
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突出了以爱国主义为内核进行话语重组，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既不是对抗世界文明的民粹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淡化意识形态界限的实用主义，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背景的新型爱国主义。它继承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和长期革命传统，立足“一国两制”以及国家主体部分实现社会主义的事实，放眼各种文明共存交融的未来，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因而富有时代气息和生命活力。
从民族兴衰的角度看，进入近代以来，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而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并以世界大家庭平等的一员，以充满自尊、自爱、自强的新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因此，当代中国的爱国者，必须具有民族自豪感，必须尊重中国革命历史和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坚持新型爱国主义，必须抵制西方利用所谓人权对我进行“西化”、“分化”。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确实存在着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倾向，其背后的理论就是“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终结”，“人权高于主权”；另一方面，又确实存在着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化，因而拒斥全球化，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倾向。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全球化问题很复杂，但是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必须顺应这一趋势，因势利导，发展自己；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利益实体。因此，必须在就人权问题的对话中坚持必要的斗争。正如邓小平所讲的：“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的多。”在今天的世界现实中，个人的命运还是直接地、紧紧地同民族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没有国格就没有人格，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表明，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世界一体化，而是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3．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底线不动摇。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因此，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不仅是稳定大局的策略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变革、调整，是坚持前提下的发展、继承前提下的创新，因而是一脉相承下的与时俱进。
因此，如果触动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底线，则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底线大致有三：第一，不许干扰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牢牢把握的大方向，它确实不愿被其他事情牵扯精力、偏离方向。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是中国一向坚持的基本方针。
第二，不许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地将“四项基本原则”定位为立国之本，使之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国之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除了上述维护国内外稳定大局的需要，还是培育民族精神、形成共同理想、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需要。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价值概括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其中关于发展中国之价值，不仅指的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包括培育“四有新人”、协调先富后富、形成共同理想和大局意识，以确保人民团结（不分裂）、社会和谐（不动荡）和超常规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因此，社会主义不仅是发展的保障，也是发展的原则和方向。
第三，不要指望控制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国争取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和现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重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世界霸权主义。它总是力图左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总是企图让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扮演不平等的角色。对于这种企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三、新世纪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伟大战略飞跃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特点，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应对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及斗争新特点，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而且要适应形势变化创新意识形态工作。在当今世界，一方面“再意识形态化”有所表现，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倾向有所增强。适应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不仅是有效发挥意识形态自身作用的需要，更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必须深入到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矛盾关系中，把握其变化规律。
1．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置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总体布局中。
新世纪的最大挑战是科学发展问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必须深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必须把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必须把推进理论创新和加强理论武装结合起来。面向新世纪的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放在这一总体布局中实施，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取得新突破。
第一，必须从发展的意义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再定位。进入新世纪，意识形态建设除了原有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意义，还越来越显示了其对于发展的重大意义。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构成，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战略作用；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的精神内核，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具有引领作用；作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人民、指导实践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意识形态建设对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基础作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胡锦涛指出：“我们提出并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强调这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工程，强调要努力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我们提出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努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第二，必须从“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思想上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难题，破解的方式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来看，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促进社会主义大繁荣大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就要坚持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有机统一，“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就要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就要不断提高舆论引导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实做深做活，更好地宣传动员群众、引导教育群众、帮助服务群众”。
第三，必须从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上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要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而这些都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层面的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基础的，因此，“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从党的思想路线上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集中体现，但又表达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实践重点。“我们强调，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抓手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在中国步入新世纪后，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第一，努力探索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仅是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精神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生态，因而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真正发挥作用的需要。但是，如果放弃了对于错误思想的批判抵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放弃责任。因此，要努力“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扩展，充分体现了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包容多样的特点；同时，又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二，努力探索增强理论和舆论引导力的现实途径。在今天，意识形态感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说服力的挑战十分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更加注重理论彻底性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实践方式的创建。虽然理论学习、思想教育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但其如何进行更贴近生活和群众的改进，已成为形势所迫。此外我们还必须大力拓展其他可以负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方式，尤其在与群众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消费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爱国主义、荣辱观这些本质上是道德情感的内容包含其中，表明我们在应对当代意识形态新变化上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其突出建设的要求，预留了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
第三，努力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话语方式的创新。意识形态虽然实际上是一定利益集团的观念表达，然而其最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方式却是让思想穿上“普遍性”外衣，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人类性、全民性诉求形式下的集团性思想和利益表达，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西方意识形态更是以“普世价值”的方式对我进行价值观渗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明，我们当然不能纠缠于同资本主义大打“普世”牌，孤立、抽象和无条件地使用人类性话语，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要注意话语表达方式，不能一概否定使用人类性话语，而必须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把阶级性话语和人类性话语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树立这样的信念，即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真正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中国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