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为中国团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在中国的建团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起着里程碑的作用。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开始就作为党的得力助手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受到党的领导和关怀。“可以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员，应该是党的上海小组成员，至少应受上海小组影响的人员。”②目前在党史界，对建党前（“一大”前），到底是五十三个党员，还是五十七个党员，还是其它的数字，难于最后确定，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③从这些也可反证当时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密切。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过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开头就说得很清楚：“一九二○年八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团的文件发表在《先驱》第八号，时间是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距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不到两年，从时间上说，这文件记载的史实的可靠性应该说是较强的。然而，笔者认为，“上海八人建团”之说，与当时的历史情况不完全吻合，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建立，并不是他们“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凭空发明创造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党的力量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如果说是党通过“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出面，去组织、发动、团结当时一些进步的青年，这倒是在情理之中的。
　　为了证实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密切关系，首先可从“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政治面貌及其中的党员数量来探讨。据仿鲁在《清算陈独秀》一文中所说，这八个社会主义者是：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④关于最早建团的是否就是文中的这八个人，尚有争议，但以这八人论，施存统、沈玄庐、俞秀松、陈望道、李汉俊五人肯定是上海党的小组成员（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八一年第十一期张钟、陈志莹《中共“一大”前的党员初探》一文中，把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也都列入党员名单），党员占着绝对优势。
　　在这“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中，陈望道、李汉俊当时就是最早在中国积极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施存统早在浙江“一师”就因写《非孝》一文而出名；俞秀松、叶天底也曾经是浙江“一师”风潮中的闯将；其它几位在当时也都是积极的立志改革者。有着这样一些人物组成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核心，为配合党的工作，为团结大批青年投身革命运动，奠定了很好的组织基础。
　　其次看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对当时建团的积极态度。不少文章都讲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建立，是在“陈独秀的倡导下”⑤而进行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对的。早在建团前，陈独秀就和张国焘共同商讨过建团事项，他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这个团的上海小组预计最先约有三十多人参加。他说这在苏俄叫作少年共产党，在中国则可命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应同时组织，但比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还要松懈一些，即是说每个会员只要有兴趣马克思学说就行了，不须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为了加深研究和学习，他和上海的发起者们还预备派些青年学生到莫斯科去学习，并与在德、法、日等国的留学生通信，请他们分头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学说。⑥在《党史资料丛刊》一九八○年第一辑（上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几个问题》一文中，更加强调了当时建团和陈独秀的密切关系，不但讲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是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和赞助的”，而且还说：“青年团冠以‘社会主义’，这和同时期的陈独秀的文章一度以‘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党’自称，其用词是一致的。”笔者没有考证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名称的来源，但用这来佐证陈独秀当时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密切，还是成立的。
　　据有关资料说，陈独秀不光是建团的倡导、支持者，还是积极的直接组织筹划者。其时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在沪主张建党，“并曾介绍过苏联有青年团的组织。”于是“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二号柏文蔚处。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时又以国内思潮汹涌，倡无政府者最多，反对孔孟的旧礼教者亦甚多，反对军阀者亦极努力，故由独秀及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⑧很明显，这里的“组织办法”，就是指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办法。“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上海租了一栋房子，即环龙路新渔阳里六号。因常有很多人在那里进进出出，不大方便，门口就挂了一块外国语学校的招牌。当时也真成了学俄语的地方。由魏金斯基夫人任教。”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发起组的建立和共产国际的指导，陈独秀的帮助支持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从酝酿到诞生都是在党的直接关怀领导下进行的。
　　再次看建团的目的和团员的来源，也足以证明团的事业和党的事业是休戚相关的。建团的目的，《先驱》第八号上明确指出：“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具体来说建团是为了“准备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⑩以公开的办校形式掩护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活动的“外国语学校”，其目的也是“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学习，为中国革命准备干部。”（11）团的建立确实履行了自己的神圣职责，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流砥柱式的人物。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不久团组织发展到二十多人。据许之祯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忆和肖劲光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回忆，团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伍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化平。”（12）这里面有的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有的人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社会主义青年团象一块巨大的吸引力极强的磁铁，把一些立志于改造旧世界的血气方刚的青年紧紧地吸引在自己的身边，成为党得力的左右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醒了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大地，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更是积极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唤醒了民众，特别是唤醒了当时一大批激进的要求改革的青年。这些青年要求寻求真理，寻求砸烂旧中国，建设新中华的道路，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甚至千里迢迢来到当时新文化中心之一的上海，找《新青年》社（陈独秀主办），找《星期评论》社（李汉俊办），找《民国日报》社（邵力子等办），以求出路。尽管当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员较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13）但这些青年以饱满的热情，立志改革，寻求思想解放，这一点应该是共同的，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也正由于这样他们才从五湖四海汇集于一起进行探索，进行实践。当时的这些客观原因，决定了他们其中有一大部分青年必然走入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行列。
　　最后从渔阳里六号团址的位置及作用也是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亲密无间、携手共进的关系。渔阳里六号不但和老渔阳里二号——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住处，即《新青年》社的地址很近，交往方便，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青年团能及时得到党的帮助、指导；（其实当时的老渔阳里二号“就是当时党部所在”。（14））还在于党利用渔阳里六号为党初期的对外联络接洽提供了许多方便。包惠僧回忆说：“党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集会都在这里举行，如一九二一年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笔者注：指党的“一大”）此处是我们的联络机关，我常到此处。我记得毛泽东同志、董必武同志、陈潭秋同志也到过这里。这个地方要称为党临时中央工作部”。（15）由党组织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渔阳里六号召开的；“我们还在新旧渔阳里两处（笔者注：指渔阳里二号和六号）出版了《共产党》周刊，总编辑部设在《新青年》杂志社中，李达、陈独秀和我都参加了编辑。”（16）从此还可看出渔阳里六号曾经还是《共产党》周刊的编辑部。
　　为了有利于党的安全和进行有效的活动，当时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团干党的工作，党做团的工作，要真正分清这是团的工作，那是党的工作是困难的。“当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这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各区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17）与其说渔阳里六号是团址，渔阳里二号是党部，倒不如说是一家人分在两地或是溶合在一起的一个有机整体。
　　从建党初期租定这房子到“一大”前夕退掉，渔阳里六号一直是作为党团活动最频繁的住所之一，渔阳里六号象征着我们青年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的第一级台阶，它也象征着我们党和青年团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亲密无间的优良传统。
　　
　　（载自《青运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注：
　　①（13）：《“一大”前后》第一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②④：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总第49期，林谷良文。
　　③（14）：《“一大”前后》第二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施复亮。
　　（12）：河北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一百三十八页。
　　⑤（11）：上海《党史资料丛刊》八○年第一辑，《外国语学社》。
　　⑥：《“一大”前后》第二册，《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
　　⑦⑨⑩：李达《1920年——1923年期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人民大学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
　　⑧：《现代史料》第四集，第二百二十页，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版。
　　（15）：《“一大”前后》第二册，《回忆渔阳里六号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包惠僧。
　　（16）：《“一大”前后》第二册，《袁振英回忆》。
　　（17）：《“一大”前后》第二册，《包惠僧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