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网讯
北半球有记录以来最暖和的这个冬天过后，减排问题一跃成为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议题。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漩涡的中心。
“CO2外交”考验中国
中国人从没像现在这样离全球变暖如此之近：各地纷纷报告这个冬天是气象史上罕见的暖冬，西南省份的严重春旱导致百万人缺水，长江航道一度浅得难以行船，东北意外遭遇暴风雪……
另外一方面，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也从没像今天这样迫近中国。
中国正在召开“两会”的同时，欧盟不仅通过了一项比《京都议定书》要求更高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而且呼吁中国和印度做出减排承诺；在李肇星外长和温家宝总理的两场记者招待会上，欧洲媒体均两次问到了中国如何减排温室气体的问题。
“后京都时代”提前来到
在3月初的欧盟春季首脑会议上，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并声称若美国、中国等能够加入，减排目标还可以提高到30%。
尽管在操作细节上，欧盟新减排目标仍存在着许多“魔鬼”，但它无疑极具进攻性。“倘若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区内的近5亿人协同行动，他们就可以将别人带到谈判桌旁，”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解释说。
欧盟减排协议投出的是一个“双头矛”，一头指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退出或没有执行《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一头指向中国、印度等暂时不必承担减排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换言之，欧盟希望尽快开启一场新的谈判，以便将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都纳入新的全球减排框架，填补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真空。
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主要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削减5.2%，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
上述目标能否实现还是个大大的问号，但全球变暖的加剧，使人们对《京都议定书》愈发感到不满意。《京都议定书》2012年才到期，不过，各种迹象表明，“后京都时代”已经提前来临。
一场以减排为议题的大国外交刚刚拉开帷幕。在公布新减排目标的同时，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表示，将在6月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力促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印等发展中大国采纳新减排目标。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瑞萨克斯悄然来京，这位当年俄罗斯改革“休克疗法”的设计者，现在是研究全球变暖问题的顶尖专家之一。他在清华、北大演讲的主旨简单明了：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无法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杰弗瑞萨克斯认为，到2007年底，所有国家都应该开始为2012年以后的气候变化体系进行谈判。基本的原则应该在2008年建立起来。到2009年，国际社会包括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和中国，应该做好准备达成一项严肃的协议。这一协定应该在2010年达成并及时批准以便取代《京都议定书》。
这份代表国际社会流行看法的“时间表”意味着，中国在今后一系列的多边和双边外交场合，势必要面对关于减排问题的各种挑战。
中国面临发展新两难
欧盟提出减排新目标虽然赢得一片喝彩，但讽刺的是，温室气体恰恰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排放的。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指出，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最长能够停留3000年，就是说，一二百年之前人类工业化初期就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全球变暖。
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但中国是在1990年以后才明显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平地说，今日的全球变暖主要是发达国家排放大量温室气体造成的，而非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问题是，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经过“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排放水平大为降低。但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远未实现，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数十年里增加趋势明显。
况且从人均尺度上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发达国家的1/5，美国的1/7。
但显然，中国已无法再重复别人的路，靠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实现的“美国梦”，中国人做不起。面对西方在能源问题上的诘责，中国的一张王牌是煤炭资源丰富，有望基本自给；但是，用煤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加剧温室效应——这实在是一个两难之局。
“我国未来的碳排放形势仍相当严峻，如果强制限排必将以牺牲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为代价，”一份政府部门撰写的研究报告对此并不讳言。
减排博弈，中国策略费思量
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了全球变暖，这已成为国际科学界的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公众也在形成共识。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等近期在美中印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民调显示，大多数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威胁，而20年前几乎没人知道什么是全球升温。
在杰弗瑞萨克斯看来，这意味着政治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不过，尽管包围地球的大气层是一体的，但天空之下的地面和水面却被政治所代表的利益分割。《京都议定书》就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产物。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不必承担议定书的减排义务，但中国仍然批准了文件，这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但“后京都时代”来临后，中国显然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在减排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调整对策，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态度，……在承诺的指标和形式上做出新的选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报告说。
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上，中国并不是消极的。执行中的“十一五”规划将降低能耗20%确定为到2010年必须完成的目标，规划还明确表示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鲜为人知的是，在《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下，中国已经是帮助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最大伙伴。
中国去年底首度公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提出，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使GDP的碳排放强度较大幅度地持续下降，到本世纪中叶，争取实现碳排放量的“零增长乃至负增长”。
在技术层面上，科学家为温室气体减排提出了三个药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展化石燃料的替代能源，以及采取措施捕捉和埋藏二氧化碳。但无论哪个方子，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面临资金和技术短缺的严峻挑战。
权威部门表示，中国坚持认为要按照《京都议定书》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未来的全球减排谈判中，针对不同国家的能力，共同采取减排行动。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应该带头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在今年的奥斯卡典礼上，讲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周游列国宣讲全球变暖问题的纪录片获奖，戈尔在片中顺便批评了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行为，算是报了当年总统选举惜败的一箭之仇。
这部纪录片名叫《无法忽视的真相》。对中国来说，二氧化碳减排也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国际挑战；同时，这也可能是把中国真正推向低污染、低资源消耗发展模式的重大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