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伟，供职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地球一小时”活动中国区负责人； 邓涛，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饲养员，“地球一小时”成都站熄灯大熊猫美兰的训练员；
许国兴，中国地质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中国地质大学蔚蓝环保社社长；
在此之前，他们的生活经历没有交集，他们有着自己的人生轨迹；2010年3月27日，全世界12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00个城镇和数以亿计的人们共同参加了一项名叫“地球一小时”的活动。
他们3个在这其中，并在同样的时刻，做着和“地球一小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事情。一小时之后，他们将继续自己的生活轨迹，他们依然互不认识，但是他们保护环境的理念已然让他们成了同路人。 ——编者
苏小伟：一个活动改变一种思维
2010年3月27日傍晚，北京初春一个普通的晚上，当风从故宫护城河吹来的时候，人们都不禁打了个冷颤，还是料峭春寒的时候。此时，距今快有700年历史的神武门和身批灯饰的景山正在静候一个特殊时刻的到来。在它们存在以来的悠长时光中，这也许还是头一回。
在神武门前、原本是附近居民饭后闲暇的广场上，此时已搭上近一米的高台，高台前布满摄影记者们的“长枪短炮”。熄灯时间慢慢临近，广场上的人也越积越多，一个穿着绿色大衣、背着双肩包的女孩频繁地穿梭于高台上下。
她叫苏小伟，是此次“地球一小时”中国区负责人。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正在为即将开始的故宫熄灯活动做最后的准备：检查视频播放、与主持人排练流程、与刚到的嘉宾沟通交流、与灯光等幕后工作人员确认细节……百年故宫将在她的协调组织下，于半小时后熄灭灯光以响应低碳生活、节能减排的号召。她说，熄灯仪式看似简单，其实背后有许多部门在做支撑工作，苏小伟为了统筹好这个活动，已经忙碌了许多天。
初次见到苏小伟，是在故宫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办公室。她和同事们正在紧张地筹备“地球一小时”的准备工作。从2月开始，她的电子邮箱每天都被邮件塞满：有城市或企业加入熄灯仪式的申请书，有与地方商讨活动细节的文件，更有许多媒体答应采访的邀请回复函。与前两年不同，今年的活动得到了媒体的大量关注，这让苏小伟又兴奋又担心，一方面说明活动打开了影响力，而另一方面工作量也跟着上升，她经常会从早忙到晚，连吃午饭也是在电脑前将就一下，电话、邮件、开会、采访……是她和同事们每日的常规内容。
尽管累，但她在提到今年全国有33个城市参加、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报道了“地球一小时”的时候，脸上还是充满了自豪的神情。苏小伟说，以前都是WWF主动去找当地政府或企业，邀请他们参加活动。比如WWF的志愿者团队，他们会找到市长办公室、发改委或环保局，花很多时间去说服他们参与。但由于这样的活动在中国没做过，政府考虑到安全等问题，不放心。然而志愿者们不放弃，去一次不成就去两次，两次不成去3次。去年，上海就是在志愿者们都快放弃的时候决定加入活动，并以政府的名义向全市发出“熄灯”的倡议。而今年，很多城市比如成都就主动地和苏小伟取得联系。苏小伟说：“说明我们倡导的环保和节能的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曝光多了，质疑也跟着来了。有人说熄灯一举只是做秀，有人甚至用统计法计算出关灯实际节约不了多少电。对这个问题，她用平日爽朗的声音答道：“一个小时本来就有限，难的是通过这一活动改变一种思维。”苏小伟强调的是注重环保“仪式”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比如，在她的办公室里，打印用纸都是双面、废纸留着继续做演草、照明用节能灯、出门随手关灯。在WWF还有一个规定——减少不必要的出差，因为飞行也是排放二氧化碳的，员工们都要购买碳信用额度，为飞行中排放的二氧化碳买单。
苏小伟不开车、很少吃肉、很少用一次性的物品、购物只用环保袋，这和很多人一样，做的都是细节的事情。她坦承这可能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苏小伟从小在美国长大，自幼便接受了大量的环境保护教育。加州的阳光和海滩一直陪伴她度过20年的时光，她也悠然自得，不是去海边嬉水就是到公园漫步。
回到北京时她才21岁，面对陌生的城市和人群，文化的疏离和冲撞让她很不习惯。改不掉散步的习惯，于是她索性就从城西走到城东，一走就是三四个小时。在行走中她慢慢熟悉起这个城市的路线和面貌，熟悉起普通人们的表情和生活状态，同时她也在思考着生活中的困扰。她说行走能帮助大脑想清楚很多问题，她相信她的大学老师所说，人可以在行走中理清思路、看到方向。直到现在，苏小伟还是经常走路或者骑自行车上班，她很享受这个过程。在她看来，环保的生活方式不是折磨自己，而是换个角度和自然相处、和自己相处。
苏小伟成为一名环保工作者也是偶然的机缘。她最初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因为做过一期保护白鳍豚的节目，和环保组织WWF熟悉起来，慢慢地她从在WWF兼职变成全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色彩的描述，一切显得顺其自然。
苏小伟在讲述自己工作的时候，很平和地说：“其实我并不因为自己做环保就拼命去说服和约束周围的人。我也不强求自己一点电都不用或者一定不开车。我们并不强势，也比较实际，只提供解决现实的方案；我们并不主流、也不激进，我们只在生活中做点小事。我觉得我们属于不浪费但也不刻意节约的人。此外，我们都喜欢动物、喜欢自然。”
这种看法在她的同事蔡涛那里有不谋而合的表述：“环保主义者更加纯粹、更加理想化、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我们属于有技能、有执行力的环保工作者。”他一边说一边和苏小伟给我们演示刚刚研发的碳计算器，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每日吃穿住行所消耗的二氧化碳。
“地球一小时”活动的前一天即3月26日，苏小伟和同事们召开了活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议。3月27日晚，这群具有“执行力”的环保工作者，这群20来岁的年轻人一起等候着那个神圣的时刻。苏晓伟手握步话机，与各工种确认，一切就绪，进入倒计时：10、9、8、7、……
邓涛：透过美兰看见自然
“5、4、3、2、1！”与北京故宫同步倒数的还有一位“特别来宾”，作为“地球一小时”全球推广大使，大熊猫美兰成为了在成都“地球一小时”活动中最亮眼的主角。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美兰迈着缓慢稳健的步子走出圈舍、爬上高台、用嘴拉下灯线，整套动作完成得从容而优雅。媒体和大众都在惊叹，而镜头外默默等候的邓涛和他的同事们，只是轻轻地鼓掌，向他们可爱的朋友投去赞赏的目光。
“朋友”是邓涛常常形容美兰的词，他说熊猫都喜欢安静，他要用她喜欢的方式庆祝这个时刻。邓涛是熊猫基地饲养员班的班长，明年就是他在这里的第十个年头。作为美兰的饲养员和训练员，完成这样的任务对他来说也是头一遭。
邓涛记得，2月里一个普通的工作日，熊猫基地的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嘱托给他这项任务，“美兰就交给你了！”。虽然邓涛对动物的培养经验丰富、充满信心，但是他心里一点也不轻松。他知道，美兰代表的是成都打造“低碳城市”的形象，意义重大，不能有任何闪失，而另一方面，当时美兰的状态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也让他感到担心。
美兰，2006年出生在美国亚特兰大，是中国旅美大熊猫伦伦和洋洋的后代。今年2月初，她刚刚跨越大西洋回国。接到任务时，美兰还处在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期。美兰出现的应激反应和水土不服是困扰邓涛和同事们的问题。
美兰在美国吃的是高纤维饼干，吃不惯中餐。邓涛他们就在绵阳等地给她找各种竹子，看她喜欢吃哪种来揣摩她的口味，另外还用黄豆粉、燕麦粉、玉米粉掺着做了中式的窝窝头，起初美兰一嗅到这个就把头一扭走开了，大家就在里面和蜂蜜，美兰是个甜食爱好者，慢慢也就习惯了蜂蜜窝窝头的味道。
过了食物关，还要帮她调节情绪、内分泌。那段时间，邓涛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圈舍的安静，除了相关的工作人员不让任何人来打扰美兰的生活。他和美兰一起保持安静而稳定的作息。每天早8点，准时来到熊猫圈舍，观察美兰的情绪和食欲，给她准备新鲜竹子，打扫和清洁屋子。中午准时午休。下午一点半又来清理食物、放下新鲜竹子，接着领美兰去运动场转转、做做锻炼，这会儿是美兰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能得到苹果和胡萝卜作为奖励。晚上邓涛和同事交替值夜班，照看美兰和准备夜宵。很多人担心美兰适应不了中文和四川话，而邓涛说，不会，因为他相信与动物的交流更多是靠轻柔的语气。“好乖哟”，邓涛经常用他的四川话表扬美兰。
过了食物关、情绪关、语言关，已是3月初，时间越来越近，而熄灯方案还没着落。邓涛约上大家密集地讨论了两天，在无数次头脑风暴后两套方案逐渐浮出水面，一是定点关灯，让美兰像摁开关一样用爪子关灯；二是用灯线连接电源，用嘴拉线关灯。考虑到可行性，大家采用了后者。
最难的训练阶段开始了。第一步是要让她先站起来。和驯化小猫小狗不一样，大熊猫的驯化主要是为了给它检查身体或用于科研，所以动作都很简单，比如平躺等。站起来，这个动作很少会用作训练大熊猫，美兰也不例外。邓涛讲到这里，很有感触：“毕竟熊猫不是人，更不是马戏团的动物，我必须照顾她的感受。训练时遇到不顺利，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训练员不好，另一种就是动物的状态不好。这个时候，我就让她休息、给她安慰。我们从不强求她。”“不过，美兰真的是个好姑娘。”邓涛激动地给我们介绍起他这个朋友，“其实熊猫和人一样，都有各种性格。美兰特别典型，她很温柔也很听话，性格特别好。”也许是美兰的好性格，也许是邓涛的好脾气，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兰就已经学会了站起来。接下来，邓涛爬上一个扶梯、用一支竹竿挑着沾满蜂蜜的窝窝头去给美兰喂食，以模拟关灯的过程。在27日前一周，美兰就已经对这套动作非常熟稔了。每天，美兰除了日常的生活和运动，也会把这套流程练习一遍，像一个大赛前的老运动员一样，成熟而冷静。可是万一那天，美兰的状态不好呢，有预案吗？“没有”，邓涛很有信心，“我相信美兰”。
3月27日晚上，邓涛在美兰居住的猫舍与她做最后的“交代”。邓涛看着美兰和平时一样优哉优哉的样子，自己倒显得有些紧张。他情不自禁和美兰说起话来：“今天是个大场面，你要争气哟！”他一边抚摸美兰的头一边和她做眼神的交流，这是他平日最常用的沟通方式，他说和熊猫说话一定要看着她的眼睛，因为她能感应到。
美兰应该是感应到了。晚上8点半，她优雅地步入人们的视线，一点也不怯场，先是在展厅里溜达了一圈像是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再走上高台轻松地拉下灯线，过程流畅而完美。
邓涛和他的同事们在那一刻，因为美兰而骄傲。他说，美兰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自然的美好和环境的重要。
现在，邓涛又回到日复一日给美兰喂食、料理的工作中，他说，目前最大的工作就是明年为美兰找个好对象。
许国兴：环保是我的责任
就在故宫和成都熊猫基地都为“地球一小时”熄灯的同时，很多高校也参与其中，有的是教学楼和宿舍熄灯，有的在广场搞起了不插电音乐会。然而，中国地质大学的一间自习室却依然灯火通明。十几个男女学生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北京高校环保社团负责人峰会。仔细听来，讨论的都是社团组织建设和未来发展的严肃话题，但不同的是，大家却以包子、熊猫这样的名号相称，讨论中时而迸发一阵阵笑声。其中，一个声音洪亮的高个子男孩首先发言。他就是这次活动的召集人——中国地质大学蔚蓝环保社的社长许国兴，外号星星。
许国兴介绍说社团一直保留着取外号的传统，这样大家能更加亲近。“星星”是自己取的，因为保不准别人会怎么叫他，“那样就太危险啦”，这个1989年出生的大男孩“炫耀”着他这个狡猾的小计谋。
因为今天是“地球一小时”的日子，大家借此聚在一起，关于各个学校如何开展熄灯等活动也成了热议的话题。在会上，星星很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中华女子学院环保社团的“熊猫”（熊晶）说做“地球一小时”宣传时，遇到的困难是参与人数不多；中国农业大学绿脉环保社楚旋说，他们在宿舍宣传时同学起初不太理解，后来慢慢解释才好了。星星都在纸上一一记录下来。这些都是明年开展“地球一小时”的宝贵经验。
像这样的会他们经常开，和往常一样，星星又从其他社团学到了很多新的经验和方法，他很满足地带着随身的杯子回到宿舍。因为参加了环保社团，他就再没用过一次性杯子。
星星现在已经是大三的学生，做环保社社长快一年了。说起当年考大学报志愿的情形，他还记得十分清楚。和很多有志向的执着少年一样，星星在志愿表“一本”志愿栏上只填了中国地质大学，报考专业只填了环境工程，二三专业没填、服从分配也没填。在今天中国竞争依然残酷的高考独木桥上，他顺利地考取了梦想中的学校和专业。说起当年的执着，星星说，他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很独立的孩子，穿衣、理财什么都是自己拿主意，报志愿时父母也不干涉，他就只想读环境专业，因为他认为“环境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天津是北方工业重镇，从上世纪末开始很多地方都在建设工业区和开发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也影响到了星星的老家。他回忆说：“从小我们就在渠里玩，渴了就喝渠里的水。后来村子里的河水被工厂和农药污染了，再没有人敢喝河水了。”“当时没想别的，就想怎样能把我们村的河治理好，让现在的小孩能像我们当年一样去河里洗澡。”
上了大学的星星，保持着当年的愿望，却也发现环保不光是治理一条小河，他坦言“现在想的比那时要多”。大一开始，他参加了学校的环保社团蔚蓝社。和国内很多高校环保社团一样，他们的活动包括在校内进行节能、可回收的宣传，在校外植树、社区服务、参加水资源的保护、定期召开论坛和讲座等等。2009年6月，星星成为了蔚蓝环保社第六届的社长。到现在，他还时刻记得环保社的宣言这样写到：
以保卫绿色地球为己任，集重托于麾下，立志清理苍宇间的丘墟，诊疗人类心灵的痼疾。为了无愧于天人合一的祖先，更为地球重著丹青，让后世子孙满怀一个更壮美的春天。
揣着这样的宣言，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社团的一项重要活动“学长的火炬”。这个活动是回收高年级和毕业班的书籍和旧物，在新学期的时候免费分发给新生，这样既可回收利用、节约资源又为新生省去一笔不小的开销。时值6月，天气炎热，星星带领着三十几个人开始分工。6个宿舍楼，每栋楼4个人，负责收集、整理，另外6名男生负责搬运和运输，结果两辆小车根本不够运，足足忙活了两天。因为仓库不通风，星星中暑了。到晚上的时候，还有一些书架等旧物没运进仓库，只能在学校的广场上摆着，保安说不安全怕被人拿走，星星就对大家说，你们都回去睡吧，我负责看着。那晚他在广场上睁着眼和一堆杂货过了一夜。第二天他坚持着继续干活。
新学期到了，广场上领书的同学超过预期，足足排了10来米。没办法，只好一人限领3本。天气实在太热了，一场下来，社员们个个都满头大汗。
就这样，自然讲堂、健康环保周、徒步调研，一次次活动做下来，星星关于环保也有了和当初不一样的看法。他觉得，这个专业不一定是以后他想要做的。“鲁迅以前想做医生，把中国人的身体治疗得棒棒的，但那又能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专业出来就是做水污染治理的，可我学的技术再高，不让人们在意识中有所改变，在根本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星星还有一个习惯，本来就爱说话的他，走到哪都爱跟人聊环保。寒假回家少不了走亲访友，农村不像城市，听到这个大学生谈他的陌生理论，各种声音都有。理解的，如他表姐，就会花上半天时间和他侃这个话题，结果表姐家过年少买了好多肉，也不再买皮草的衣服，甚至赶集时看到出售的野兔都会给他打去电话。当然，也有不理解的。星星的叔叔买菜习惯用布袋子，别人给他塑料袋他不要，做买卖的人就有点瞧不起他，觉得他抠门，因为“农村里的有些人很难跟他们讲清楚什么是环保、什么是环卫。他们觉得环保，不就是扫大街的嘛。”对这些偏见，星星听得很多，但他更多的是喜欢跟人家解释。就连最近一次住院，他又和同房的老人聊起来，这位病友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就着这个话题，他们又成了朋友。
星星说：“我从小到大都勇于去承担责任，环保这个责任我不去承担谁去承担。我管不了别人，我就认为是我的责任！”（米若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