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很重视报恩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就是这种美德的格言。中华民族是很重视报恩的民族，“结草衔环”、“遂侯之珠”等故事，代代流传，足以说明我们民族共同的善良品性。

记得小时候，父亲教导我：“你对别人有什么好处，不要老记在心上；人家对你的好处，你要牢牢记住，并要设法报答。”父亲的教诲，我深深理解，即是：施恩于人，决不图报；得恩于人，没齿难忘，涌泉以报。

一个人不可能在社会上孤立地生活，他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有时甚至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需要别人救助。我在大陆结识的老朋友，已故的费孝通先生，他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年轻时候，他也曾遇到危险。那是1935年12月，他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赴广西调查，由于水路曲折险峻，他们的向导又先行不候，两人走迷了路。费先生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先生足部已受重伤，不能起立。王同惠赶紧出林呼援，又不幸跌进急流山涧而死。直到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将他从虎阱中救出。妻子的遗体第七天才找到。多少年后，费孝通在思念前妻的同时还时常感念救他出虎阱的山民。人在困厄和危难中能得到别人的援手，那是终身难忘的。这样的事，可能随时会发生在你我他的身上，你可能是在别人危难时挺身去救助人家，也可能是在你危难时，别人对你伸出了援手。互相救助，战胜危难，这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应当发扬光大。

得到别人帮助，即使一点点好处，所谓“滴水之恩”也不应该忘记。韩信未得志之时，曾受漂母（河边洗衣妇女）供应饭食之恩，等他后来帮助刘邦平定天下，受封淮荫侯，他就用千金报答漂母，表示没有忘记漂母当年的恩情。这种知恩图报的例子，在一般人的生活中，也举不胜举。

广亚生平始终坚持这一理念：有恩必报，有仇不记。有仇不记，上一篇讲过了，这里只说有恩必报。我在当初创办育达会计补习学校时，有的亲友根本不相信我会成功，认为我是异想天开，所以很怕我向他们张口借钱，看到我去，就把大门关上了。只有王紫才夫妇，见我去了，总是含笑招呼。恰好碰上用餐时候，他们就多加一副碗筷，让我和他们一起吃便饭。王紫才夫妇的情义，我牢记在心。到1961年，育达的情况好转，我本人也有了一些积蓄，就把王紫才先生家在汐止的简陋平房，改建成了2层楼房。王先生的子女在台湾求学或是出洋留学，都由我提供费用。我要用这汩汩不竭的涌泉报答王紫才夫妇那份难得的恩情。

还有，育达同仁们熟知的林时金老师，原是在育达教珠算课的普通老师。但育达在困难时，每次我向银行申请贷款，都需要两家铺保，其中之一必定是林老师。因此，我在育达经常对人说，林时金老师是育达的大恩人。林老师上了点年纪，我就请他担任育达的董事。1990年，育达校园内“思源楼”落成时，我撰文勒石为记，文中特别提到“尤其是林公时金于学校经费拮据，亟需告贷时，每能慨伸援手，不惜以祖产担保，使能一一突破困境，终底于成。”对育达有恩的人，我是忘不了的，林时金老师就是明证。推而广之，所有对于育达、升达、成功学院等创办过程中有过大贡献的人，我都不会忘记。

广亚一生最大的恩人，当属刘延涛先生了。刘先生早年就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老家也是巩义人，他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者。抗战胜利后，我在南京是经刘先生推介，才得到审计部任职的。到台湾后，我萌发办学之念，支持我的人很少，而刘先生是从道义上鼎力支持我的人之一，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从那时起，他对育达一直关心支持。刘延涛先生先后做过育达董事会的董事和董事长，对推动育达的发展贡献良多。我时刻都想着要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在我经济条件宽裕时，提出为他购房买车；但他一生清廉如水，不接受物质馈赠。我就将他的诗集和书画作品印行广为宣传，为他的八十、九十大寿尽心操办，又在育达校园内塑立他的半身铜像，还在郑州市“升达艺术馆”内特设一间宽大的展厅，展出刘延涛先生书法绘画作品多幅，展室正中铸有刘延涛先生半身铜像一尊。

这方面的例子，我不想多举了，以免有“自我标榜”之嫌。广亚只是想说明，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好传统、好品德，做一个中国人，应懂得报恩，报亲恩、报友恩、报师恩、报国恩。不能得恩不报，更不能忘恩负义。